大发快三倍率:习近平大权旁落了吗 | a56c.com

习近平大权旁落了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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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产党政权中谁是当家的,不像民主国家那么明确。想当年,邓小平以副总理身份访美时,美国以十二响礼炮加总统夫妇迎接,明显是待以国家元首礼的, 但国内人还是一脸懵逼,继续把华主席当领袖。向越南阵地冲锋的战士是对华国锋像宣誓的,每家每户都贴华主席像,直到三年以后才明白过来。别说国内愚民如此,美国情报机构一直以为胡志明是越共的绝对领导人,直到和中国关系恢复后才从中国人那儿知道,早在60年代初,黎笋就是决策人而胡伯伯只是个名誉主席了,知道这个消息时胡志明已经去世多年了。

另外,共产党国家的决策程序也千奇百怪。有的是一人独裁,如毛泽东和斯大林,毛还有中央文件指定其为”下最后决心者“。有的是投票制,少数服从多数。有的是寡头博弈制。虽然名义上都宣称是民主集中制,但具体程序如何,则是国家最高机密,连美国中央情报局都经常搞错。

中共的毛后决策程序更是经常变换,按现有消息分析,大致经历这么几个阶段:1978-1992,邓小平-陈云共和,邓权重稍高;1992-1995, 邓小平独裁;1995-2002,江泽民集体领导制;2002-2012,胡锦涛集体领导,江泽民幕后操纵;2012至今,习近平独裁。在邓时代,基本权力机制是寡头博弈,邓的权力受到以陈云为首的元老的制衡,胡耀邦赵紫阳只是行政执行人,听命于元老的决策。而江时代及胡时代,基本机制是投票制,特别到了胡的后期,政治局就像董事会,而江泽民更是个太上皇,中共的决策效率低下,连元老们都觉得有危机了。

亚里士多德曾评价过当时(古希腊时代)既存的几种决策机制,认为独裁最好,寡头其次,民主最差。他说的民主,是指决策时的民主,打仗时怎么打大家投票。亚里士多德的评语,至今仍被证明是真理。现代的民主制,民主只在选择领导人和保证领导更替中起作用,权力的制衡是用法制来保证的,而决策和执行则是独裁制的。而且,即使是民主选举,也只限于政治领导人,公司领导不是选出来的,军队也不是。当政治领导人通过选举当选后,内阁部长都由他选择任命,任人唯亲不是问题,肯尼迪任命弟弟当部长,川普让女儿女婿进白宫,反正总统认为谁好用就用谁。决策时,也没有投票一说,即使内阁成员全部同意某一决定,总统可以一票否决,所谓的”下最后决心者“。可以说,独裁决策制,是人类通过血和火的考验后得出的结论,在瞬间万变的战场上,在机会稍纵即逝的危机中,只有把权力和责任都加在一个大脑上,才是最有效的。在决策中,坏决定也比没有决定要好。而怎么选择一个聪明,坚定,领导力强大的领袖,就是组织和制度成败的试金石。

当习近平上任时,全党已经形成共识,必须从难以为继的集体领导制转变为党魁独裁制,否则党国命运堪忧。习的迅速专权,并不完全是他反腐的结果,也有元老的主动放权,和党组织的主动推动。

习的第一任期还是干得不错的,反腐成绩斐然,党风政风明显好转,国内国外也还算风平浪静。但从19大起的第二任期,他玩得明显出圈了,社会上充满了怪异的文革式的复古风,不知是有人故意的高级黑还是习的主动指示。到了去年夏天,风向突变,那些肉麻的个人崇拜语录消失了,习的画像被大规模撤除,那些过分的宣传如”厉害了我的国“被停播。坊间流传习即将下台的流言,有个自称接触到中共高层的日本记者加藤在报上说,习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检查,有人拍桌子骂他。

但习不久好像复水了,霸屏率又大增,特别是在去年12月和川普的阿根廷峰会上,作出了非常”丧权辱国“的谈话,这却反而证明了他权力的强大。对于领导来说,出席庆功会是谁都会做的,但要作出投降的决定,则是很难的。慈禧一生下令签订了那么多不平等条约,却依然把握权力直到死,其对权力控制的能力是令人惊叹的。集体领导中,每个人的责任性不强,通常避免承担坏事的责任,碰到屈辱的决定,投票结果通常是否决。而个人负责时,当他对权力的控制有把握,像慈禧那样,他就会权衡利弊,作出更实在,更有利于国家或统治集团的决定。因此,从阿根廷会议的情况判断,当时习仍是中共的独裁者,下最后决心者的可能性很大。

但最近习的突然食言,对已经全权代表刘鹤谈下来的协议草案作大幅度修改。在遭遇川普的迅速反击后,中国有两天没有反应,然后就宣布召开了政治局会议,随后就是钟声九评,火力大开,抗美援朝的老电影都拉出来了。这说明了什么?

我的理解,从去年夏天至今的故事,可能是这样的:中共原有的元老参政惯例,自习上台后,可能是元老为中共前途着想,主动取消了。但习19大后的个人崇拜行径,激起了元老们的普遍不满,这一”铁帽子王“机制又被激活了,习近平在去年夏天受到严重打击。但鉴于他掌握着军队和秘密警察机构(中纪委),具有反腐积累起来的威望更兼习家军的势力强大,这次只是挫败,并没有改变习作为下最后决心者的权力机制,当然,习的行径有了很大收敛。

习在阿根廷所作的让步,一种可能是他经咨询刘鹤等智囊成员,认为平息贸易战最有利于国家利益和党,习个人的利益,而作出的决定;另一种可能是作为一种缓兵之计,就像朱镕基在入世时那样,先签下来,以后的事以后办。但在谈判过程中,美国死死咬住执行,还要求将条文以中国立法形式固定下来,这改变了中共的政治力学。

一种可能,是习本人害怕会承担像戈尔巴乔夫那样的党的历史罪人的责任,退缩了。另一种可能是,党内,包括元老团,向习施加了压力,或者两种因素都有。结果是,习退回到集体领导机制,由政治局集体投票决定如何因应。这种战降问题,拿来集体表决,就如我上面分析的那样,想也不用想结果会是什么。

因此,很有可能,中共现在又回到了江胡时代那样的集体领导机制。习应该有点灰头土脑,相比他刚上台时那种事必躬亲,志在必得的中国梦雄心大志,现在变成了明哲保身的混子了。但也可能他如释重负,今后他只在是执行党的决定,成败都有托词。

对于川普,如果他的目的是想谈成的,这样极限施压也没用,服软那不成戈尔巴乔夫了吗?如果川普的目的是想把中国激怒,撒出凶手,最后达到把美国人民激怒的状态,就像美国当年把日本逼到轰炸珍珠港那样的情况,从而顺利实现中美脱钩的愿景,则可能性增大了。因为集体决定,容易就迎合公众情绪的决定达到共识。

如果事实确如我述,对中国是很不幸的。中国人民既没有得到选择领导人的民主权力,也失去了高效决策的一人责任制,却得到了亚里士多德所描述的最差的民主决策制,这是种多么不幸的组合!

但愿我是多想了!

 

心之初 发表评论于
上台绝对应该民选(选民认账);选上就是独裁(在法律下)。
中国的传江山的制度绝对不行,不知道换制人民要糟多少难?世界要遭多少乱?
喜一尊太扯淡。
springdale 发表评论于
南华早报——习近平:"我将对所有可能的后果负责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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